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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歷史的小論文200—300字

出類拔萃的科舉2113制

中國古代的5261科舉制度有利于選拔人才,那種機會均等,公4102平競爭1653,擇優錄用的原則,達到了“學而優則仕”的境界,有利于中國古代的政治清明、經濟繁榮、科技發達,也備受西方人推崇對歐洲文官制度的確立產生積極影響。法國啟蒙思想家伏爾泰說:“中國只有通過嚴格考試的人才能出任官職‘中國由那些及第的人治理者’,政治清明,經濟繁榮。”

科舉制產生于隋朝,唐朝時得到發展,宋代得以完善。科舉制的推行,打擊了腐朽的士族的勢力,符合庶族地主經濟發展的趨勢,適應了鞏固國家統一的需要。科舉制把讀書、考試和做官緊密聯系起來,從而提高了官員文化素質,也大大加強了中央集權。有利于政局穩定、政治清明廉潔。同時,也推動了教育事業的發展,使唐朝學制完備,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也推動了宋代科技革新,使得宋代科技領先于世界。科舉制度對中國封建社會達到高度繁盛發達起著不可磨滅的貢獻。

新航路開辟以后,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潛心研究中國的典章制度,不斷向歐洲傳遞東方的信息。16世紀中期來華傳教士克魯茲在他的游記中把中國科舉制介紹到歐洲。歐洲人了解到中國科舉制度以后,都異口同聲的稱贊。16世紀的門多薩認為,中國是世界各國中治理得最好的一個,他把原因歸于中國競爭性的科舉制度,說中國通過競爭開放一切官職,從而利用了所有中國人的聰明才智。牛津大學教授紐曼說:中國行政制度是迄今為止存在于東方的無與倫比的優秀制度。他們認為科舉制是一種出類拔萃的制度,值得效法。法國首先師承中國,在1791年進行了文職人員的考試,德國在1800年。1833年,英國確認了通過考試擇優錄用的原則,但直到1847年,英國某一駐外機構為聘任辦事員,才進行了最早的競爭性的考試。1855年,英國成立第一個文官委員會、主持普通文職人員競爭性考試。1855年,英國頒布法令,使文官的競爭性考試正常化,英國文官考試制度最終確立。英國文官考試面向公眾,定期舉行,強調入選者必須備有良好的品行和確定試用期,與中國科舉制度的形式非常相似。《大英百科全書》對英國文官制與中國科舉制的淵源關系也有公允的結論:“在歷史上,最早的考試制度出現在中國,它用考試來選拔行政官員,并對已經進入仕途的官員進行定期考核。”英國文官制吸收中國科舉制的精華,又影響了歐洲其他國家。

可見,中國科舉制對中國乃至于世界都發揮其積極作用。中國的科舉制是一種出類拔萃的制度啊!

歷史小論文怎么寫

首先,找到一個自己感興趣的歷史話題

其次,介紹關于這段歷史的背景及相關知識

第三,歷史學家對這段歷史有什么看法

第四,你在這段歷史中能有什么新的看法

第五,進行總結論述

歷史小論文(200字左右)

理性2113看待舊中國的發展

從1840年鴉片戰爭開5261始到1949年新中國的成立,中國經歷4102了一段落后,摸索前進的道路。雖然之間1653有許多挫折,但總體仍是在發展。

這其中有許多的歷史人物做出了貢獻。其中首推林則徐,虎門銷煙,成為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經歷太平天國運動后,李鴻章推行洋務運動救國。雖然他簽訂了許多恥辱的條約,但這并不妨礙他引領舊中國科學的發展,確實打造了較為先進的北洋水師。

當這些運動都不能救國的時候,康有為的戊戌變法運動使得中國的文化有了新的啟蒙,直接導致民國時期的新文化運動。在陳獨秀新文化運動帶領下發起的五四運動,標志著中國思想的進步。

當思想氛圍進步到一定的時候,李大釗作為馬克思主義的先驅,把馬克思主義引入了中國,從此有了共產黨的成立,有了革命事業的蓬勃發展。也有了毛主席領導下的新中國的誕生。

縱觀100來年的奮斗史,有過曲折,迷茫,甚至錯誤。但這都不能阻止歷史前進的腳步。因為這是社會發展的必然,新中國的明天也一定會更好!

參考資料:
自己歷史的積累

中國歷史論文

歷經五千年2113滄桑歲月,中華民族經歷了戰和更替、5261聚散分合、對4102峙與融匯,卻始終不曾割1653斷共同的文化傳統。民族認同感一脈相承,而且越是歷經磨難,遭遇坎坷,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的自我意識和對中華文明的認同感越是增強。千百年來,對國家統一的不懈追求日漸發展成為中華民族高于一切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情感。而造就中國歷史這一鮮明特征的重要因素,不能不說是“大一統”文化觀念的潛移默化影響所致。它像一根堅韌的紐帶將中國境內各民族聯系、團結在一起,逐漸形成為中華民族大家庭,并日見鞏固。我們今天從歷史的角度考察中國統一大勢的形成、鞏固和發展這一歷史現象,就不能不充分認識到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在實現國家統一過程中的特殊地位與重要作用。

中華文化追求“大一統”的價值觀是奠定和強化國家統一的牢固基石

中華文化對于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的意義,首先在于“大一統”價值觀長期以來深入人心,從而使統一成為人們所普遍認同的理想政治秩序。

早在先秦時期,中華民族隨著內部凝聚力的不斷增強,就初步形成了“大一統”觀念。《詩經·小雅·北山》中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就表達了這種思想傾向和價值取舍。而戰國時代“九州說”與“五服說”的盛行,則反映出人們的大一統觀念進一步走向成熟。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眾口言九州的情景,反映了九州觀念普遍流行于先秦社會。……九州就是中國,九州的完整代表著中國的完整”(唐曉峰:《“體國經野”:試論中國古代的王朝地理學》,《二十一世紀》2000年8月號)。在春秋戰國時期出現這種追求統一的思想趨向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歷史必然性。當時,西周社會創立的禮樂文明遭遇到根本性的沖擊,早期初始形態的“一統”格局趨于瓦解,天下缺乏合法一統的政治秩序,結果導致諸侯爭霸,混戰綿延,因而人們渴望重新實現政治上的統一,建立起合理合法的政治秩序。這一點在當時大多數思想家的學說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雖然他們在追求統一的方式上存有歧見,但天下必須“定于一”則是普遍的共識。譬如,法家主張“事在四方,要在中央”(《韓非子·揚權》);墨家提倡“尚同”,“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義,是以天下治也”(《墨子·尚同上》);儒家強調“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孟子·梁惠王上》),并憧憬著“四海之內若一家”(《荀子·王制》)的局面。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大一統”觀念已成為人們普遍的精神寄托和政治信仰,并發展成為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一個重要內容。正是具備著這樣的思想基礎,當統一條件基本具備之時,才會由秦國通過戰爭的手段,橫掃六合,鯨吞六國,使這種政治理想變成了現實,“車同軌,書同文”,建立起多民族的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才會有繼秦而起的兩漢大統一,出現漢武帝在“泰山刻石文”中所描繪的那幅國家“大一統”的理想圖畫:“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無極,人民蕃息,天祿永得。”(《后漢書·祭禮志》注引《風俗通》)

作為思想觀念的“大一統”,包含著非常豐富的內涵,并隨著歷史的演進而發展變化。在地理概念上,它是指國土統一,“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禮記·坊記》);在政治概念上,它是指全國上下高度一致,聽命于最高統治者,“天下若一”,“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尊天子,一法度”;在時間概念上,它是指長久統一,千秋萬代江山永固,“至尊休德,傳之亡窮,而施之罔極”(《漢書·董仲舒傳》);在民族概念上,它是指“夷狄進至于爵,天下遠近小大若一”(《公羊傳解詁·隱公元年》)。這種以“統一”為理想政治秩序觀念的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人們在現實生活中親身體驗到分裂割據給國家、民族帶來的深重災難。所謂“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孟子·離婁》),所謂“白骨蔽于野,千里無雞鳴”(曹操《蒿里行》)等等,都是關于分裂戰亂對社會生產力造成巨大破壞的形象寫照。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在統一的政治秩序下,社會生產的發展相對迅速,民眾的生活相對安定,國家的安全相對能得到保證。這無疑是比較理想的局面,可以實現人們向往的“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盛況。由此可見,對戰亂的厭惡,對和平的渴望,以及對中央集權的追求,使得統一既是統治者的政治雄心,客觀上也符合廣大普通民眾的意愿。

正因為“大一統”的理念植根于中華民族的內心深處,成為人們衡量政治有序、天下有道的主要標志,所以自秦漢以降,歷史上雖然統一與分裂交相更替,但總的來說,統一是中華民族歷史發展的主流,是不可逆轉的總趨勢;割據分裂的局面雖然不時出現,但它始終無法為人們所認可,始終不能被承認為正常、合理的政治狀態,也始終被中華文化所排拒。即便是在分裂的年代里,追求統一也始終是各族統治者和廣大民眾的共同政治理念和奮斗目標。如魏晉南北朝時期,天下分崩,群雄并立,但各個政權的統治者大都以統一為己任,并以炎黃之后自居:諸葛亮倡導“還定舊都,漢室可興”,前趙劉淵以黃帝之后自居,后趙石勒贊賞劉邦不封六國之后,前秦苻堅渴求“平一六合”等均為明證。它從一個側面說明中華民族寧合不分的愿望是多么頑強而普遍。這種強烈的“統一”意識還反映在人們對“正統”觀的理解上。從政治學的角度看,古代“正統”說的主導傾向就是為“大一統”觀念作歷史哲學層面的論證。所謂“正統”就是指“王者大一統”。正如歐陽修所說:“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斯正統矣。堯、舜、夏、商、周、秦、漢、唐是也。雖始不得正統,卒能合天下于一”(《居士集》卷十六,《正統論下》)。

千百年來,這種以“統一”為“正統”理念的思想普遍流行,進一步強化了人們認同國家統一的自覺性,成為中華文化培育統一意識、指導統一實踐、完善統一秩序的又一個顯著標志。

中華文化為中國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強大的智力資源

在中國統一大勢不斷鞏固和發台中南屯區當鋪展的過程中,博大精深、與時俱進的中華文化不但起到了團結各族人民、促進國家統一的重要作用,而且為合理化解統一道路上所遇到的各種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智力資源。這種作用突出地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中國文化講求“用中適時”、“隨時以行”,要求人們把國家統一視為一個長期復雜的歷史過程。在中國優秀傳統文化中,用中適時、隨時以行是人們認識和處理事物的思想方法論,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正是這種理性精神的集中體現。這種文化理念決定了人們在對待國家統一的問題上,能夠秉持現實客觀的態度,既充分肯定大一統的歷史合理性和必然性,又冷靜看待實現大一統的艱巨性與曲折性。作為統一大略的制定者,尤其要注重統一基本條件的創造與統一有利時機的把握。而其基本原則就是“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國語·越語下》)所以,在一些特定的形勢下,要敢于面對暫時分裂的現實,先完成局部的統一,并肯定局部的統一對于最終實現國家統一的必要性,努力為將來的大統一局面的形成創造條件。譬如,在歷史上,戰國七雄爭戰之于秦漢統一、魏蜀吳三國鼎立之于西晉統一、南北朝分治之于隋唐統一、宋遼金對峙之于元明清統一等等,在當時不少政治家、思想家看來,都是走向國家大一統的必要環節,是“分久必合”的重要前提。在這個時候,對于當時的戰略決策者而言,關鍵是如何作好充分的準備,繁榮經濟,改良政治,增強軍力,從而在統一時機成熟之時,運用軍事、政治、經濟等多種手段,順應民心以結束分裂的局面,“宜當時定,以一四海”(《晉書·羊祜傳》)。與此相反,如果昧于時勢,企冀在條件不成熟之時“畢其功于一役”,則必然事與愿違,不但無法實現大統一,而且還可能導致更加嚴重的分裂局面。應當指出的是,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所謂“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云云,絕不是簡單的重復和循環,而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分”是為更高層次意義上的“合”作必要的鋪墊和準備,“合”則台中當鋪是事物發展的必然結果。從中國國家統一的歷史大勢看,秦漢統一的規模勝過宗周的天下一統,隋唐統一的規模超邁秦漢,有清一代的統一規模又遠逾隋唐,這正是國家統一大勢日趨增強的歷史印證。因此,可以這么說,“用中適時、隨時以行”的思想方法論,幾千年來始終維系著人們對大一統的堅定信心,幫助人們克服分裂與統一交替出現所帶來的困惑,推動著國家統一大業在曲折中不斷向前邁進。 第二,中華文化講求“守經用權”、“和而不同”,強調國家的統一是一個富有層次的文化現象,要求人們在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中實現穩步推進。“守經用權”指的是在處理實際問題的過程中要堅持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有機統一,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指的是要正確看待事物之間的共同點與差異性的關系,更好地實現“一”與“多”的辯證統一。按照“經權”原則,“大一統”是人們必須嚴格遵循和不懈追求的“大經大法”。因此,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既是歷代王朝一以貫之的最高政治目標,又對國家的統一與發展具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在這種文化思想指導下,人們在堅守“統一”至上原則的同時,要“守經用權”,通權達變,從而為更好地實現“大一統”這一基本目標鋪平道路。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文化觀念則為人們追求與完成國家的大一統提供了哲學上的依據。它提醒人們,在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上,既要看到統一的必然性,又要承認統一的差異性。因此,中華文化始終強調,“天下”乃是有中心與邊緣之別的天下,有層次的天下。早在戰國時期人們就已經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五服制”的提出就是證明。而事實上,在中國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過程中,不僅擁有廣大的農業區,而且還有廣大的農牧業結合地帶和牧業區,地區差異很大,彼此的矛盾與沖突在所難免。在這樣的背景下,要在全國雷同地推行“大一統”行政管理,顯然不切實際。因此,傳統的“經權”、“和同”思想正好為歷代的統一政治實踐提供了可事操作的方法。這就是要堅持“大一統”之“經”,以建立大一統的政治秩序為目標,全面推行中央集權制、郡縣制,積極經營邊疆,同分裂割據等違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行為作斗爭。同時,也承認統一的地區差異性、內外層次性,重視區域差別與文化多元。在統一實踐上體現出“通權達變”的理性寬容精神,對不同地區或不同民族采取不同的政策和制度。如形形色色的“羈縻”體制及政策,就既賦予了“四夷”邊疆在“一體”中的角色,體現了大一統的原則,維護了中央的權威;又“適天地之情”,“各適其性”,“地移而事移”,照顧到了不同民族和地區生活方式和經濟文化水平的差異,做到了因時因地因人而治。這種“經權”、“和同”理論,無疑是國家統一的強大粘合劑。

第三,中華文化強調“王者無外”、“夷夏一體”,要求人們把國家統一視作一個民族融合的和諧形態,在實踐中追求各民族文化、經濟、政缺錢治和社會的共同進步。中國自古就是多民族的國家。因此,所謂“統一”就不單純是華夏漢族方面的問題,而是漢族與眾多少數民族共同關注與參與的歷史主題。換言之,統一的核心問題是如何消除國內各民族之間的畛域,實現民族大融合。中華文化有關民族問題的立場有兩大支柱:一是所謂“夷夏之辨”,鼓吹“用夏變夷”;一是所謂“夷夏一體”、“王者無外”。就前者而言,它承認諸夏與夷狄之間有差別,但這種差別不以種族歸屬為標準,也不以地域遠近為界限,而是以文明進化程度為標準。由于所處位置以及觀察角度的不同,占主體地位的華夏民族自然認為諸夏代表著文明與先進,夷狄代表著野蠻與落后,歷史的進程當以諸夏為中心,由諸夏的文明改造所謂的夷狄,“以夏變夷”,使夷狄逐漸向先進文明過渡,最終實現大同的理想。當然,對這種諸夏本位觀,國內少數民族不一定完全贊同,漢代時中行說與漢使辯論時亟論匈奴風俗文化之優長,就是證明。就后者言,“王者無外”、“夷夏一體”意味著天下乃是“統一”的天下,“日月所照,舟輿所載”的普天之下、“六合之內”均為“皇帝之土”(《史記·秦始皇本紀》),所以,華夏的天子是全“天下”的天子。按照這個邏輯,國內不同的民族自然可以各處其所,進而走向融合,統一于天子的號令之下。這兩種民族文化觀念從本質上說是一個整體,互為彌補,共同作用于民族融合與國家統一的歷史進程。應該指出的是,“用夏變夷”的深層文化含義,是視夷夏關系為可變的實體,而非不變的頑石,兩者的區分僅僅在于道德、政治方面,而與血緣種族、地域環境無涉,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韓昌黎文集》卷一,《原道》)。夷台中豐原區當鋪狄可以進為中國,中國也可以退為夷狄。這樣便為歷史上少數民族推行漢化,入主中原,在更大范圍內實現民族大融合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至于“王者無外”,則是致力于化解國內不同民族的對立與矛盾,使其認同于“天下”統一的理想。強調華夏與各少數民族的和諧相處,并在時機、條件成熟之后一步步走向融合。這樣,便為歷史上開明的統治者推行“汽車借錢胡漢一家”的進步民族政策,維護大一統格局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唐太宗倡言“天之生人,本無蕃漢之別”(《李衛公問對》卷中);強調“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太宗貞觀二十一年)。雍正一再主張不得“有華夷中外之分”(《大義覺迷錄》卷一)。中華文化這種增進國內各民族之間的溝通與聯系的價值觀,毫無疑問在促進民族融合、進而鞏固和發展國家統一大業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繼承中華文化寶貴遺產再創中華民族新的輝煌

從中國歷史發展大勢看,追求統一、維護統一始終是中華文化的本質屬性與價值取向。千百年來,中華文化既為國家統一大勢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理論上的指導,也為人們參與這一歷史活動提供了具有實際操作意義的手段與方法。即使在今天看來,它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也是台中借款深遠的,貢獻也是巨大的。

首先,它使中國在歷史上長期保持了大統一的基本格局,形成了中華民族的現代政治版圖,并為中華民族在向近代民族國家發展中培植了政治、民族和文化資源。自夏商周以來,中國古代文明的輝煌成就,為秦始皇統一天下,推行“書同文,車同軌”的政策,建立中央集權的大一統帝國創造了條件;而自秦漢以降,儒家的“大一統”文化價值觀更是一以貫之,支配和規范著歷代傳統政治實踐,成為傳統政治運作的至上原則和行為方式。正因為如此,歷朝歷代都在不斷地鞏固多民族統一國家這一成果,各少數民族也都以融入到中華一體的民族大家庭為其發展的歸宿,從而使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政治格局不斷地得到鞏固和拓展。換言之,大一統文化觀念的深入人心,漢族與各兄弟民族在碰撞、融合、和諧的基礎上互動互補,共同發展,不斷增強政治與文化的合法當鋪認同感,這對于堅持國家統一大勢的健康發展、增進各民族間的凝聚力、向心力功不可沒。到了近台中神岡區當鋪代,中國雖然遭受到西方列強的野蠻侵略,但中華民族始終保持著國土的基本統一,表現出堅不可摧的民族力量,這不能不歸功于以統一為宗旨的中華文化的整合凝聚作用。

其次,它使中國社會的發展保持了長期的歷史連續性,使中華文明成為世界上唯一不曾中斷的文明。中國“大一統”的政治體系與文化體系在其形成和發展中,也有一個不斷充實、擴大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大一統”的政治體系不斷成熟,中華文化的影響力不斷擴大,農耕文化與游牧文化不斷匯聚溝通,由點及面,由內向外,不斷輻射,不斷擴散,如此循環往復,逐漸將舊的邊緣消融為新的中心,中華民族實體就在這一歷史進程中不斷地得到發展和鞏固。因此,歷史上的匈奴文化、突厥文化、蒙古文化、滿族文化乃至域外的佛教文化、阿拉伯文化、基督教文化等,雖曾作為與“華夏文化”對立的一極受到排斥,但最終還是在不斷擴大的交流中,在“大一統”的格局中,得到有機的融合,使中華文明不但一直沒有出現斷裂,而且不斷進行更新,不斷增加新的活力。可見,正是中華文化的親和力、創造力與文化主體的自覺意識,使得國家統一大勢浩浩蕩蕩,不可逆轉,文明承續始終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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